修志宗旨既是修志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古今志坛经常讨论的基本课题，故对于修志来说，确立宗旨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自宋始，随着修志活动的大规模开展，修志宗旨问题便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纵观晋代以降修志宗旨发展大势，大致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时期
（一） 以君本思想为主导时期
此时期涵盖时间较长，包括晋清诸代。至晋时，修志界就已出现比较清晰的修志宗旨观念。至唐时，就已有多人论及修志宗旨问题。自北宋始，随着修志工作大规模开展和志书体例的逐步定型，修志宗旨观念问题便成为学界经常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彼时各家对修志宗旨的理解和表述是不尽一致的。北宋乐史说：“图籍之府未修，郡县之书罔备，何以颂万国之一君，表千年之一圣？” 由此可见，在乐氏看来，修志主要目的就在于颂扬国君。元冯福京说：“夫舆地之间，所司之务，土壤之物，宜与夫革命以来所损所益之大政令，皆当刊入志书，以备天子、史官之采录，乃臣子职分之当然。”由此可见，在冯氏看来，修志主要目的就在于“备天子、史官之采录”。明王守仁说：“惟我朝之《一统志》，则其纲简于《禹贡》而无遗其目，详于职方而不冗。然其规模宏大阔略，实为天下万世而作，则王者事也。”由此可见，在王氏看来，《一统志》就是“为天下万世而作”。清学者对修志宗旨则有更精要概括。如乾隆《独山州志》作者论修志目的曰：“志之修将以正人心、维风化，故学校、典礼、书院诸类较详，俾读者观感兴起。在上为名臣，在下为正士，扶纲常，植节义，皆有实用非徒以资博洽。”这里所言“纲常”即为“三纲五常”的简缩语。由此可见，在《独山州志》作者看来，修志宗旨就在于奉行和维护“纲常”。在那封建时代里，《独山州志》作者这种见解是颇具代表性的。由前所述可知，在封建时代里，尽管各朝各代对修志宗旨表述不尽一致，但从根本上看，它们还是一脉相承和基本不变的。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基本不变这种客观实际所决定的。有的学者说得对：“从秦汉到辛亥革命前的清朝，在漫长的二三千年中，不论官修还是私撰，修志都基本上是以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为指导思想，在这方面，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创新。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在文化上的一种反映，也是一个后果。”
在封建社会修志界，不仅一直存在着君本思想，而且也一直存在着民本思想。例如，宋丁大荣论修志意义曰：“图志之作，民风地域固皆可考而知。其百里利害之所关，群情休戚之所系，难以悉载，因并及之。”元元明善论纂《云南志略》必要性曰：“斯民也，吾圣祖汗马之所臣。斯土也，吾圣祖之所及执事者。可不究其所以治乱而极之乎？”明李濂还明确把“为民”视为修志的基本宗旨。他说：“志之作也，凡以为民也，非徒备图籍骋博洽，以夸耀人之耳目为也。” 清崔国祥也有类似见解。他说：方志“关乎一方之民生、一邑之巨细，故国有史，方有志，所从来久矣。勿谓邑小，勿谓地偏，遂可缺而不辑也。”在封建社会里，君本思想与民本思想是相辅相成的。民本思想是封建统治者在清醒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的前提下，才重视民意、民生，并采取珍惜和利用民力等手段，以节制暴政以赢得民心，从而缓解社会矛盾。有的当代学者在论及封建时代政治领域中君本思想与民本思想关系问题时也这样说：彼时民本思想“它既没有弃置‘君本’而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也没有脱离君权而展开独立的政治实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民本’与‘君本’始终共处一体，紧密粘连在一起，根本无法剥离开来。一般说来，两者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论证的关系。”封建时代政治领域的君本思想与民本思想关系是如此，封建时代修志领域的君本思想与民本思想关系也是如此。虽然封建时代修志界的民本思想仍然属于封建主义思想范畴，但它的存在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修志宗旨观念，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修志方法的进一步发展。
（二） 以官本思想为主导时期
此时期涵盖时间为民国。自辛亥革命胜利后，国君世袭制度已被彻底摧毁，故君本思想也就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在民国，用以取代君本思想的则是以进化史观和孙中山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官本思想。官本思想在本质上就是封建时代君本思想的一种延伸或转型。民国学界很重视修志宗旨问题。有的认为，修志伊始必须先定宗旨。如甘鹏云说：修志“开宗明义，应先定宗旨。国体改矣，修书宗旨与往日微有不同。”［ 18］ 那么修志宗旨究竟是什么呢？彼时学界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一是主张为践行三民主义而修志。如郭有守曰：“吾国今日政治之最高原则厥维三民主义，非实行三民主义，无以集御侮之雄力，无以树建国之良猷，无以奏治安之宏功，无以成富强之伟业。然则居今之日，编纂方志其必以三民主义为骨干明矣。”二是主张为官施政而修志。如顾颉刚说：“每地修志主要标的，在于补行政官吏之鉴览，以订其发施政令之方针。”三是主张为公而修志。如《胶澳志》作者说：“方志者，地方之公史。文化、经济、法制、政治则人民共同之动作也。公史之作，为群众，非为个人。”四是主张为民而修志。如寿鹏飞说：“方志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盖志为地方人民而作，故其为体，勿染官气，勿尚时趋，勿导游观，勿贡谀佞，勿羼新奇学说，勿蹈文人习气。务在能见远大，有裨地方风俗、民生。至如搜访未周，门类未备，所勿计也。”高桂滋还明确主张修志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他论《邯郸县志》编修宗旨曰：“现在民国成立，国史亦当变其宗旨，以民为本。况县志于民切近，尤宜处处从民生着想。宗旨改正，采辑斯精，是编始有价值。”在民国方志论坛中，此类见解很多。民国学者的这些观点都是从西方民主思想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中推衍出来的，皆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范畴。虽然民国学界关于修志宗旨问题众说纷纭，但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就是为官施政而修志。民国修志界的民本思想并不是传统民本思想自身蜕变的产物，而是传统民本思想现代化与西方民主思想中国化相融合的结果。民国修志界的民本思想也是官本思想的一种必要补充，以共同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民国修志界的民本思想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我们今天对于民国修志界的民本思想，当作两方面认识。一方面，与封建时代修志界的民本思想相较，民国修志界的民本已有历史性的进步。它已经不再（也不可能）同国君个人联系在一起，而是同民族、民生或国家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对于民国修志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其积极意义。它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修志宗旨观念，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修志理论和方法的向前发展。
（三） 以民本思想为主导时期
此时期涵盖时间为当代。这里必须首先强调，当代的民本并不是旧时民本思想自我蜕变的产物，而是对旧时民本思想进行扬弃和变革的结果。这里还应特别指出，当代修志界奉行民本思想与民国修志界奉行民本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从根本上，民国修志界奉行民本思想，不仅要强调方志要官修，而且还要求方志必须为官所用。如有时人论修志宗旨曰：换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民国修志界奉行民本思想，从根本上看还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在当代中国，因官民利益已经完全一致，故当代修志虽仍强调要继承传统官修体制，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全国土地改革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先后完成，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性质的新修志宗旨观念便迅速确立。1961年夏，周恩来曾对庐山党委宣传部部长厚万仁说：“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修好社会主义新的地方志”。 1980年，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中也说：“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这里所言“新的观点”主要就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1985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规定：“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自第二轮修志开展以来，我国在修志指导思想研究上已赢得两个新发展。一是确立了“修志为用”的新观念。1996年5月7日，李铁映指出：“修志为用，用志方法要改革”。 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又强调指出：“坚持修志为用”。二是开始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修志新理念。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习主席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指示，同样也适用于修志工作。谢伏瞻同志在2019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暨第三次全国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也指出：“发展新时代方志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尽管在修志宗旨上，新时代已截然有别于旧时代，但旧修志宗旨作为一种旧思想还会长期遗存，还会影响着当代修志者。
（摘自：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韩章训《修志宗旨发展探论》；有删减）
